在很多發展中地區，私營教育機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扮演着或大或小的角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移民湧入落地生根，教育需求殷切，政府提供的學額嚴重不足，天台學校便應運而生。後來有了升中試的篩選，中學學位仍然不足，政府也要向私立學校買位，去應付通過了升中考試的學生。隨著社會的進步，免費義務教育由六年變成九年，在高中學位不足的情況下，有很多家庭覺得自己的子女到了中三便輟學，會長遠影響前途，於是在經濟環境許可之下，把子女安排入讀私立高中。那時候香港各區的排位率各有差別，形成了某些區域的私校特別蓬勃，這也是元朗伯裘、屯門伯裘、柏雨系列學校林立的原因。市區也有高收費的私立學校湧現，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當時的新法書院，它們漂亮的水手裝校服最令人津津樂道。著名校友多不勝數：馬時亨、鄧竟成、楊受成、鄭家純、詹培忠、施永清等等也曾入讀不同區域的新法書院。
隨著政府投入教育資源不斷增加，停止向新法買位，幾間新法書院相繼停運，變成地產發展項目，正式結束了新法作為私營教育機構，完成了彌補政府學位不足的歷史使命。窩打老道山文福道校址現為「香港 Stamford 美國學校」。這也見證了香港地產業的異軍突起，物業利潤及升值潛力幾何級數的飆升，令私營辦學的意欲減低；當然也見證了國際學校學位需求增加，替代了部分本地私立學校的功能。
可是這不代表私營辦學團體沒有生存空間，尤其是接下來持續六、七年合共二十多萬適齡升高中的雙非港籍學生在港的就學需求，就是另一個發揮功能的機遇。
專欄作者﹕精英匯集團主席梁賀琪
原文於2021年1月21日刊登於頭條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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