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書院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全盛時期曾有接近兩萬學生。九十年代政府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向新法買超過六千個初中學位。除了新法還有威靈頓及格致書院，這個時候是政府與本地私人辦學團體的蜜月期，彼此互補不足，各得其所。私校得到了極大的財政支持，可惜的是當時大家沒有把握好時機利用龐大的資源把私校形象改善過來，一齣又一齣電影及無數電視劇都把私校描述成為「飛仔竇」甚至盛產「私鐘妹」，吳君如的《金雞》就是一例。
後來九年免費教育進化成十二年免費小學及中學教育，兩個公開考試合併成為一個文憑試的過程。以前私營預科書院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少，於是當年的「預科天堂」瑪利亞書院、聖迦利亞書院也相繼逐步淡出市場。
很多人認為遵理學校與其他大型補習機構性質相同；但我作為創辦人不太同意。我們經歷各異，辦學理念不同，沒有誰比誰高尚，人各有志而已。其中一點不同就是我們由創校第一日開始已經有日校，曾經好一段時間每年收超過三千學生，而且堅持至今。我們堅信私校仍然有裨補闕漏的社會功能，縱然政府已經不再向私校買位、縱然副學位課程已經供過於求、縱然政策傾斜向國際學校，但每年我們仍然接收不少重讀生、不適應國際學校體制的轉校生、海外回流家庭的孩子、種種原因不喜歡留在自己原來學校的學生。
今日在香港辦私校沒有光環，經營也不容易；但當你收到一封又一封舊生的感激信，尤其提及十幾年前在狹窄的校舍中認真學習之後成功逆襲改變一生的往事，在結婚生子之後仍然百忙中抽空提筆給你寫信，這一點一滴便是令你會有堅持下去的信念與勇氣。他們不是尖子、不是富二代，只是沒有退縮，迎來人生第一埸公平比拼。榮幸的是，這個階段有遵理的足印。
專欄作者﹕精英匯集團主席梁賀琪
原文於2021年1月28日刊登於頭條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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